表层结构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文化已经可以看得见的，这些文化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等。

所以在不能容忍公式中，拉德布鲁赫无意（或有意？）地使用了这样的表述即使其（指制定法）在内容上是不正义和不合目的的。这是否意味着晚期的拉德布鲁赫不再持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五分钟法哲学》的第五部分，拉氏指出，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要比任何法律规定更强有力，确实，它们在具体方面还包含若干疑点，但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为它们造就了一个稳固的地位，而且在所谓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获得了如此广泛的赞同，以至于尽管某些人依然持怀疑的论调但它们经受住了质疑。

当任何人想要不带评价地描述制定法或法官的裁判时，就持有一种观察者的视角了。叠合关系说既否认法概念与法效力的区分，也否认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正如其弟子阿图尔?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所言，只有当掌握了拉德布鲁赫的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掌握了‘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他。本文将证明，这两种观点均无法成立。与评价行为相关的是一种参与者视角，而与涉及价值的行为相关的至多只是一种观察者的视角。

在提出这一公式的同一自然段中，拉氏就对希特勒人格中的突出个性及其他统治期间的许多行为进行了阐述，最后总结认为纳粹主义的法……根本就缺乏法的性质，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它并没有要求认识者置身某个特定的法律体系之中，去追问在这个体系中正确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当他趟水进人河流40米到50米后,绳子开始松动,所以他不得不向岸边返回。

当然,依照格沃斯的观点,列文森采用的乃是抽象的绝对主义(abstractabsolutism)的观点,他既没有考虑其他的补救情况(如直接杀死细菌,或通过扩大容器来延缓危机,并进而寻找新的抗体),也没有发现在他举的例子中,研制该病毒的科学家本身就是戴罪之人——他在道德上并不是清白的,尽管在科学上可能是执着的,相当于格沃斯例子中的恐怖分子。显然,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不能毫无限制,人们不能期待法庭会支持无限度的言论自由,如果存在这种言论自由,则诽诗、欺诈、教唆将不再是犯罪,一言蔽之,其他像言论自由一样保护私人和公共利益的权利将失去法律的保障。里昂高等法院并提及奸狞不容宽恕这句格言,且应用《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规定,维持了地方法院对这所有权人判处的损害赔偿。在非常有限的研究中,仅有一篇题为《论相对性是权利的基本特征》的专题研究,该文主要的观点认为,权利是相对的。

权利的限度理论、权利的滥用理论、权利的相对性理论，是认识权利现象及其本质的一个逐步递进的逻辑理论链条。但关于言论自由是否是一项绝对自由,历来是有争论的。

权利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有其限度的。据编译者介绍,路易.若斯兰(Louis Jossenrant)是与惹尼(Geny)齐名的近代法国著名法学家,担任过法国里昂大学法学院院长,以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力挺平等法权的法学观而名世。如果对权利进行功利主义的定量分析,也许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算出每组的人数,算出纳粹的言论权会威胁到权利的可能性,经过乘法运算,提出使受到侵犯的权利最少的方案,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思考方法。把握好这个度,是最为重要的。

[3]参见李林: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一种国际的视角,《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第30页。例如一个店主,只要他遵守了习惯上的期限,可以任意斥退工人或雇员,而并不必说明他所以如此决定的所以然:他的动机是无关轻重的。沃尔德伦用了一种内在关联的观点,来分析了纳粹言论与共产主义言论的关系。如果绝对权利存在且为我拥有的话,则他人必定会以适当的方式无条件地向我履行义务。

所谓权利的限度理论,是指任何一种权利的行使,都有它的合理限度,都存在着一个运用和行使的适当与否的问题。单独来看,当我们获得这两种权利主张之间的内在关联后,就可以解决两种利益之间的对抗了。

立法者所制定的许多权利,不能抽象的在空间实现,它们是在社会里运用的,而且是为了社会而运用的,其运用的目的是在实现公理,而非在抗判公理,否则就是背谬法律,滥用权利,那就要引起制裁。1958年移居加拿大的德国人钦德尔是个希特勒迷,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他经营的一家出版社积极宣传纳粹思想,极力掩盖纳粹大屠杀真相,否认大屠杀事件发生过。

[24〕 有位学者对此事发表评论说,最近几年,行为艺术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但是很多打着行为艺术旗号的表演,尤其是裸体行为,仍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争议。在对言论自由横加干涉、任意侵犯的特定年代,提出言论自由是不打折扣的,对于捍卫言论自由,有其重要意义。而列文森则举出了另一个例子,即不存在恐怖分子这一阻断性因素,而只是一个科学家,他研制了一种病毒,该病毒杀伤性极强且繁殖甚快,即将泄露出实验室,而唯一的来源乃是虐待某一特定体质的人,该特定体质的人在被虐待的过程中,血液中会分泌出某物质,此物质可以作为该病毒的抗体,而此时此刻,整个城市中只有这个科学家的母亲符合这一体质。根据这项判决,犹太公民有权基于德国公民权的规定,要求纳粹分子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联邦法院还认定,否认第三帝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就是对每个受害者的侮辱。如弹钢琴、打麻将、城市里的老年秧歌队扭秧歌等,这都是正当的娱乐活动,也是正当的娱乐权,但如果你不分场合、时间或地点,深更半夜还在行使你的娱乐权,随心所欲,那就可能侵犯到了别人的合法权利。拥有了权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拥有了限度。

其实,从美国环境法律实践经验看,无论是评价方法还是评价标准的选择,所谓利益衡量都包含着一种实用理念:环境利益抑或其他公共利益,并没有哪一种利益的地位必须绝对受到法律优先保护,坚持某些利益的绝对性可能会导致顾此失彼。在执法方面,西德政府也采取了具体行动。

在财产权方面,倘使一个业主以损害他人为其唯一目的,在他的财产上从事工作,而对自己并没有利益,他的责任就可以引起,因为在此情形下,这是一种恶意,为正义公道所绝不容许的。这就是从两种言论的内在关联上来做出的判断。

平日里这支队伍就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里排练,但因前去该公园锻炼或跳舞健身的华裔民众越来越多,且华人大多喜爱在音乐的伴奏下大跳集体舞或交际舞,结果总是引来不堪这些音乐与噪音骚扰的周围其他族裔居民的抗议与抱怨。而警方给王女士列出的控罪理由是:在公园内没理由地制造噪音。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纳粹的演说会煽动人民侵人共产主义者的集会,使后者无法自由发言,那么就不得不考虑纳粹与共产主义者各自言论自由权之间的冲突。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是权利的实现基础,或权利实现的相关依赖性。[14] 若斯兰还指出,虽然权利相对性理论和权利滥用理论在学理及立法方面受到了部分的磨灭,但幸而由于司法的存在,权利滥用的理论还是得到了不少的维护,并且得到了不少的发展和巩固。如同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权利理论以及权利实践方面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格沃斯认为,从论题的方向来看,绝对的权利与权利冲突并不完全一致,但这种表面上的不一致无法掩盖二者之间的联系。排他性是权利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是相对的;相对性是权利的基本特征,从权利的产生条件、存在状态、实现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权利都具有相对性的特征;[2]还有的学者从人权的视角分析了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问题;[3]而其他的研究文章则更多地是从一些具体权利入手来讨论其相对性,如患者权利的相对性、[4]债权和物权的相对性、[5]肖像权的相对性[6]等。

在近乎三十年以前,当许多法学家在采纳、表扬这个概念的时际,有几位民法学家,而最奇怪的是有几位历史学家,反引起了严重而忿激的指谪,贸然加罪于这概念,说它是妄想的,不合理的,而且是危险的,并说这种自以为新奇的理论,必须排除于我们法律之外才好。因为绝对的权利恰恰是在权利冲突的比较中获得的答案。

可在之前的初审法院判决中,法院恰恰认为环境保护的利益优先于军事利益。据美国《侨报》报道称,日前一支华人舞蹈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前来的警员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并开传票,王女士6日出庭应诉。

权利滥用理论是一种习惯上的原则,虽然没有一部制定的法规把它做一般的规定,但它作为一种原则,是高于立法者之上的真理。但是,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不是如此,即使有极个别的人单独生活在荒岛上,但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来说,是生活在人群之中,是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体系、关系网络中。卡尔曼法院在这起案件里曾宣示说财产权在原则上虽似乎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准许所有权人使用而滥用一种物件,然而这权利的行使,如一切权利的行使,应以满足一种合法而正当利益为范围。真正能算作言论自由的是,一个人的贡献必须与其对手的贡献关联起来,使得二者都获得空间。

从行为的本身和内质上观察,虽是正当的,但从决定这些行为的动机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方面讲,就成为不正当了。所谓关系概念、关系范畴,是指它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权利概念才有意义,才可以得以解释。

由此,可以说,权利和权力有类同性。我过去对权力的分析结论是:法律在授予其一权力主体权力时,就预示着同时也对该权力主体提出了受约束的范围。

还有,诸如教育权、劳动权的实现,都要建立在社会必须提供相应的条件,比如学校、教师以及工作岗位等,没有这些前提条件,这些权利也难以实现。对于公共问题做无拘束、强有力、公开的讨论是国家对人民所承诺的一项基本原则。